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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·帕奇特的“非虚构生活”

安·帕奇特的“非虚构生活”

作为美国当代颇受瞩目的小说家,安·帕奇特在写作生涯早期,曾靠为时尚杂志撰写非虚构作品谋生。

安·帕奇特的“非虚构生活”

英文版《剧院里最好的座位》

安·帕奇特的“非虚构生活”

《剧院里最好的座位》

2015年11月

本书是安·帕奇特的非虚构作品的结集,也包含了她对非虚构写作对她的小说创作的滋养的总结与回顾。

安·帕奇特的散文集《剧院里最好的座位》在《纽约客》那里获得“光芒闪耀”的评语,《柯克斯评论》更是认为它“耐读且坦诚”,“是一场关乎生命、爱以及文字的盛宴”。的确,如果按照内容给这本随笔集的23篇文章分类,可以清晰地列出下面如下关键词:写作、图书、地域/旅行、爱。最令人觉得意外的是,作为书名的那篇《剧院里最好的座位》,反倒成为所有随笔里最孤立的一篇,放到哪里好像都不太合适。也许,出于完美主义的考虑,我们姑且可以将这一题目当做一种隐喻,就像幼小的安和其他小朋友们坐在后台欣赏演员们的演出,阅读这本随笔,我们终于有幸来到了作家的工作车间,选择了一个最佳的位置,看她如何笔走龙蛇,把自己亲历的生活演绎成优美的故事。

“兜售”写作技巧

读到安·帕奇特讲习班上的那些个性鲜明的写作导师(《逃跑汽车》),读到她为了写作去警察局体验生活(《墙》),结果收获了比预期多得多的东西,我忍不住羡慕她的阅历,其实更令人羡慕的是她的耐力,她对量体裁衣、缝缝补补这样零碎工作矢志不渝的热爱。在描写作家与编辑的关系时,她举了这样一个例子:编辑心中对于理想的稿件有一个标准,但他却无力向作家描述这一标准,只能凭借感觉判断,因此递交来的稿件经过“印证”后,被无数次要求返修。“这好比有人让你一遍一遍地挪动起居室里的家具:让咱们看看沙发放在窗子下怎么样;不,不,我不喜欢它在窗子下,让咱们看看放在门边如何。”也许,安·帕奇特能取得后来的成就,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——她搬了那么久的家具,却从来都没有厌烦。

打响图书保卫战

一个作家因为书中的“道德问题”而被迫接受审判,这种在司汤达、福楼拜等经典作家身上发生过的情节,突然降临到安·帕奇特的头上。她也确实无愧于这样的境遇,在《事实与虚构》、《“这两个女人之间的爱不正常”》以及《阅读的权利》这几个短篇中,她用紧张而又略带幽默的语调,描述了她遭遇“围剿”的前后经过。

当然,这个故事也可以延伸出许多有关作品价值观导向、影响与接受等方面的讨论。能不能因为女主人公搞婚外情最后卧轨自杀,就将托尔斯泰的小说《安娜·卡列尼娜》列为青少年的“禁书”呢?答案显然是否定的。不过,如今阅读圈里愈演愈烈的却是看似相反的情形:一些图书为了吸引读者的眼球,故意挑出书中的性描写作为噱头,使得严肃文学作品越来越接近街头书摊上的成人图书。难道读者喜欢上一首诗,仅仅是因为某人“跨过大半个中国去睡你”?无论是“阉割派”还是“暴露狂”,对于文学之外符号的消费都不应该成为审美的中心。

用写作打破“地狱”

帕奇特对于自己生活的纳什维尔怀有十分谦卑的热爱,她在《田纳西》中追溯了童年时在这里的农场度过的快乐时光:捡胡桃、采摘蘑菇、吃毒葛,那是每个孩子都曾向往过的、与大自然最亲密的接触。她住在这个小城市里恬然自得,对于能够看到银幕歌剧已经心满意足,甚至同情银幕中出现的纽约观众,“他们买票花的钱是我们的十倍,有的比这还多”。然而,她又完全不属于那种死宅的作家,她开玩笑“虽然我喜欢自己的工作,但我永远感觉像一条想到门那边去的狗”。她接受写作任务,和丈夫一起驾驶房车去旅行(《我到地狱的路已铺就》)。通过一辆29英尺狭小的房车——这本来是安十分排斥的交通工具——她见识到了广阔的美国各种各样的生活方式,也遇到许多有意思的人,最重要的是,通过这次旅行,她与自己的丈夫卡尔重归于好。

读到末尾,我们不禁感叹安·帕奇特是讲故事的高手,回头再看,我们才能发现她的叙述中埋下了多少夫妻冷战的伏笔。“房车”换种说法,也就是 “移动的家”。文章一开始与熟人的偶遇就曲折道出她和卡尔发生了矛盾,正处于半冷战的状态。因此这里的“地狱”就不能单单理解为对“压抑局促的房车旅行”所做的注解,这里其实还同哲学家萨特扯上了关系:一个人如果不能同身边的人友好相处,那么周围的人对你便构成了“地狱”。从这层意义上来说,安·帕奇特与丈夫选择了一场冒险的旅行。所幸的是,这辆捆绑式的房车没有真正把他们带到地狱,足够狭窄的空间终于让他们发现了彼此。

“爱”是随笔的支撑

“每星期二,我将外祖母带到自己家里,请她吃中饭,她总是说自己太饱了,吃不完三明治,这样,她可以将剩下的一半给玫瑰,在其他时候,玫瑰是吃不到三明治的,特别是直接从餐桌上。外祖母轻声对我的狗说:‘别担心,她没看见咱们。’这时,我装作什么也不知道。外祖母渴望再有能力宠宠什么人。我的狗是唯一因为她的陪伴,而无条件感到兴奋的哺乳动物了。”

这种对于细节的捕捉,让平淡的情节获得了丰富的阐释空间。她在写自己陪伴爱犬玫瑰走完最后一程时,同样穿插了大量细节描写。“我”用手推车推着生命垂危的玫瑰晒太阳,遇到一个戴高尔夫球帽的老人。老人忍不住追忆起自己的狗临死之前的表现。“我”多次打断他,请求他不要说下去,而老人受制于感情的冲动不得不讲下去。阅读这段文字简直就是一种煎熬:两个当事人一个为过去揪心,另一个为即将到来的结局痛苦,人类面对死亡时深深的恐惧和焦虑感透过纸张弥散开来。

□张猛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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